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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

2006-08-02 16:06   中安在线  

2001年5月,江总书记视察黄山时,用五个英语字母CBMEA将徽州文化的五个方面作了高度概括和归纳。“C”代表文化(culture),“B”代表徽商、贸易(business),“M”代表医学(medicine),“E”代表教育(education),“A”代表建筑(architecture)。他还强调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徽州文化

    徽州是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早在400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无论人们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诗人对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的向往却是勿庸置疑的。而今,徽州不仅以其云山雾海、怪石嶙峋、清秀明丽的黄山、齐云山、新安江、太平湖等吸引着每年数百万海内外游客,更以其美丽迷人、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倾倒了无数旅游者,使其流连忘返。那造型别致的徽派古民居、鳞次栉比的古牌坊群和阴森威严的古祠堂,似乎在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古老徽州文化辉煌的昨天。1990年,黄山荣列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2000年,西递、宏村加盟世界文化遗产行列;还有潜口民宅、许国石坊、罗东舒祠、渔梁古坝等10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等,它们的殊荣显示出徽州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徽州文化也与敦煌文化、藏文化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引起海内外更多学者的强烈关注,为众多旅游者趋之若骛。

一、徽州的历史沿革

    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西周时期,这里曾产生过灿烂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徽州先后隶属于吴、越和楚国。秦统一中国后,曾在这里设黟、歙两县。三国以前,这里是山越人的天下。山越人刀耕火种,出入山林,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孙吴平定山越后,专门设立新都郡,对其进行统治。征服山越,使徽州历史上的封闭之门开始被打开。尔后,随着北方战乱的加剧,中原世家大族为逃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山环水绕的徽州自然成为世家大族逃避的世外桃源。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际是中原世家大族迁往徽州的三大历史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统单一的山越文化开始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优秀品格。西晋时期,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唐至北宋时期,新安郡为歙州所取代。宋徽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在平定了方腊起义后,易歙州为徽州。从此,历经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的行政格局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现今,婺源和绩溪已不在黄山市范围内,徽州辖所的淳安、石台、旌德也被划出,但说及徽州文化,一定不能把它们割离开,因为它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二、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1、社会基础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中有许多是中原世家大族,他们大多是避难迁徙到徽州,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徽州做官,后因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这些人直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这些人从外面来,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决心要打出去,创立新事业开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过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黄山市曾评出三十位杰出徽州历史文化名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名列其中。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他们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旌德和绩溪。由于外出人数之多,当时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仅使他们自身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从而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

2.经济基础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徽商的大规模参与投资与建设,徽州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苍白。作为位居明清两代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拥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却贾而好儒,是名副其实的儒商。毕竟在徽州人的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商经营致富后,不仅对自己子孙的教育舍得投资,而且不忘回报乡里和社会,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关注。为此,他们不惜斥巨资用来兴办学校和书院,鼓励读书,培养人才。如清代大盐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一次就为该县紫阳书院膏火捐资8000两白银。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谣谚,即“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3.思想基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举家南迁和徽州山环水绕、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宗族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逐渐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势。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缘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已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由朱熹所创的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州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曾明确地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理学对徽州文化的影响,可谓蔚为大观者也。

三、徽州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宋元明清以来,根植于徽州本土,并经由徽州商帮和徽州士人向外传播和辐射,进而影响其他地域文化进程的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她既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又有一定的时间界限。就空间范围而言,徽州文化主要产生并植根于徽州本土,并在明清时期徽商和徽州士人的传播与拓展下,向外辐射,远播海内外。在扬州、汉口、苏州、杭州、景德镇、南昌等徽商聚居地,徽州文化就有着广泛的传播市场。就时间界限而言,徽州文化主要产生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州的设立,终结于民国元年(1912年)徽州府的废除。但是,由于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因而,徽州文化可以向前追溯到徽州设立之前的歙州、新安、山越等时代,向后可以延续至民国时期。

    徽州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多方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有人将其概括为“商成帮,学成派”。就其内容而言,徽州文化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文书契约、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戏曲、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和徽州历史人物,而且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就其载体而言,既有书本、文书契约和口头语言等,也有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的民居、祠堂和牌坊等物质载体。

四、徽州文化的价值

    现存徽州文化,是现存中华文化的袖珍缩影。徽州文化的现存,不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医学、艺术、科技,还是从旅游、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现存徽州文化,弘扬着中华文化,又是历史的印证。存在与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弘扬。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中,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

    2.现存徽州文化是徽州文化思想渊源分析的基本材料。从现存徽州文化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如从棠樾的七座牌坊,就可以看到徽州人讲忠、孝、节、义的行为气节。古代徽州是消费型的农村,又使我们看到了徽商资本的积累转移去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更重要的,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从现存民居村落和存世家谱、族谱中,可以分析出徽州当时强固的封建宗法制度。从现存的古塔、寺庙、道观中,我们也可以分析释家和道家在此的兴衰和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其中所占的地位等。

    3.现存徽州文化是发展现代文化、经济、旅游的现成的极优条件。我们现在的艺术、医疗、教育、建筑、民俗、语言等,都无不继承和发扬或“拿来”了徽州古文化的东西。徽商的开放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正成为我们当今发展经济的推动力。在旅游方面,现在的徽州文化正在创造着良好的效益,几乎所有的景点都充分利用了徽州文化的现成条件。如果没有徽州文化的现存,黄山就只能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不能同时戴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两顶桂冠。屯溪老街这条被誉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宋城”的古代商业街,集中体现了徽派宋元明清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同时也正成为徽州书画和文房四宝等的展示、交易中心,也越来越受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黟县古民居群落、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潜口民宅博物馆、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以及齐云山等正成为黄山以外的旅游热点,与黄山旅游互为补充,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新安书画交流、徽剧表演、民俗表演、徽州修学、文物展览等也不断充实着旅游的内容,令各方来宾大饱眼福。徽菜,来自自然,为绿色食品,是人们旅途中美容健体的美味佳肴,受到普遍欢迎。新安医学也正在向旅游保健渗透,逐步显示出它的魅力。

毋庸质疑,现存徽州文化必将在黄山市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在保护重视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让现存的徽州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更加流光溢彩。

 

徽商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的活动,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僻小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徽商曾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具备这两点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一、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三、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四、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花无百日红”,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间,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二、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实行“厘金”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三、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四、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烧、杀、掳、掠,尸横遍野,战火连绵10年之久,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国初,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贾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点,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今天,时逢盛世,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以振兴黄山经济。

 

徽州教育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这与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徽州兴盛赖教育。正是由于徽州教育源远流长、读书风气浓郁、名人辈出,徽州自古享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礼仪之乡”的美誉。

    从历史上看,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与发展时期,徽州府学始建于唐,所辖各县也在北宋和南宋先后建立了县学。南宋时徽州还出了大教育家朱熹,其教育思想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世人赞徽州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

我国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使读书入仕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儒风独茂“的徽州更不例外,特别是在朱熹的学说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以后,徽州得天时地利,中进士的人数,北宋已有188名,南宋更增至432名。明清两朝,徽州科举入仕人数再创辉煌,在全省、全国遥遥领先。据统计,清代徽州录取进士519人(全省1142人);清代徽州状元17人(全省21人),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若以县计,休宁县出状元13人,则远远超过吴县的4人,居全国第一。

    徽州古代的初等教育机构以私塾、社学为主。私塾是中国古代一种最为基础的启蒙教育形式,在徽州遍及各乡各村,涉及家家户户。徽州的私塾形式多样,有一族延师教本族子弟的族塾,有富家延师来家教子弟的家塾(坐馆),有塾师在自己家中设馆教授生徒的私塾(学馆),还有专收贫家子弟的免费义塾、义学。社学是一种官办的乡村教育,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当年徽州六邑就立有社学462所,康熙时已达562所。县学和府学是官办培养科举人才的场所。除此之外,徽州还有不少的乡约、文会等,多有具教学、教化的功能。

    书院,或称书屋、精舍,是一种官民兼办的高级教学和科研机构。自宋代以来,文人创办书院的风气盛行开来,至明清尤盛。徽州是中国最早创建书院的地区之一,见于记载的徽州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景德、天圣年间(1004-1031)胡忠所建的绩溪桂枝书院。宋末,徽州书院发展到12所。据《徽州府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徽属6县共创建了54所书院。书院有私办和官办两种,建置者多为名宗大族、学者名流、府县守令。徽州书院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生员和士绅际会读书之所,“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歙县紫阳书院归于此类,徽属6县许多士子来此学习,乾隆时期“师儒弦诵,常数百人”;第二类着重选拔“乡之俊秀者”,聘请名师加以教诲;第三类书院和宗族密切结合,专收族中子第,如婺源的太白精舍系由潘氏合族置义田百亩而建,祁门的李源书院由地主李汛捐赠田地20亩以帮助族中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学。徽州书院以朱子之学为宗,大多宗法朱熹白鹿书院学规,采取自学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学的教学方法。学术风气炽盛,贤才辈出。明朝中叶,王阳明、谌若水之学在东南地区影响增大,徽州学界受其冲击,引起震荡,掀起了会讲的大潮,歙县斗山书院、黟县中天书院、休宁还古书院先后成为阳明学派的中心。1901年,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徽州书院亦相继改称。  

    在徽州众多的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1246年,徽州知名人士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匾额。朱熹原籍徽州,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可谓人才辈出。书院为该村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先祖曹翰屏建于乾隆二十年(1756)。雄村书院由清旷轩、文昌阁、桂花圃组成。当年曹氏族曰规定:凡族人中举者,可在庭院中植桂树一棵。众多的桂树,形成著名的“桂花厅”。歙县末代翰林许承尧诗曰:“吾乡昔宦达,首数雄村曹。”雄村,仅曹姓一家,在明清两朝,就出了54名举人,其中进士30名,举世无双。有清朝“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政”、“四世一品”、“父子宰相”,还有“江南才子”曹学诗、“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曹振镛……世界文化遗产地黟县宏村南湖之畔,有一座南湖书院,至今仍书声琅琅。书院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由志道堂、文昌阁、会文阁、望湖阁和祗园等组成。书院大厅巍峨壮观,梁同书手书的“以文家塾”匾额高悬梁柱,两侧辅以“南峦环幽境,书声琅时云涌霞飞腾气势;湖波映秀色,桃源深处水流花放丽文章”对联。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就启蒙于此。书院现为南湖小学,大家在赞叹古村完美的布局和灿烂的文化的同时,是否可以从琅琅的读书声中得到某些启示?

    徽州教育兴旺发达,不仅留下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等科举佳话,而且为徽州造就了一支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徽商队伍。他们儒商合一,恪守“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雄踞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之久。他们之中“百万上贾者众,二三十万中贾者不计其数”。徽商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之后,慷慨捐赠兴办书堂书院,置办义学义田,延师课童,培养人才。明清两朝,徽州的馆塾、斋舍、书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资兴建或重修。歙县商人鲍柏庭有句话表达了徽商既富之后望子成龙的共识:“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由于徽商重视教育,明清两朝,商人后代涌现出众多名儒名宦,如汪道昆、许国、曹文埴、曹振镛、戴震、程大位、王茂荫……

 

徽派建筑

在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至今仍保存着众多徽派古建筑,它们像一朵朵雍容典丽的艺术奇葩,妆点着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作为徽州建筑艺术典范的

“古建三绝”――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随着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朋友对徽派古建筑产生兴趣,纷纷踏上徽州古建之旅。

徽州古民居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青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等的和谐组合,构成徽派建筑的基调。徽派古民居规模宏伟、结构合理、布局协调、风格清新典雅,尤其是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成多样,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有“民间故宫”之称的宏村承志堂前厅横梁上的“唐肃宗宴客图”和“渔樵耕读”、“琴棋书画”等木雕精品,每每令旅游者惊叹不已。徽州民居讲究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房屋布局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自古有“无山无水不成居”之说。徽州古民居大多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依山傍水,与亭、台、楼、阁、塔、坊等建筑交相辉映,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境界。黟县宏村,背靠古木参天的雷岗山,前临风光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萦回的?畔?河,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景色极为秀丽,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称。徽州古民居,多为三间、四合等格局的砖木结构楼房,平面有口、凹、H、日等几种类型。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辉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较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似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黟县关麓的“八大家”就是由八个兄弟的20幢民居屋舍相贯、院庭联幢而成。徽派民居在室内装饰和摆设方面也极为讲究。正堂挂中堂画,两侧中柱上贴挂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透出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崇文重学的思想。厅内陈设条桌,桌上东边放一花瓶,两边摆一古镜,中间是时钟,寓意徽商在外永远平安。走进徽州,人们可以从众多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中看到“东方文化的缩影”,著名的古民居村落有西递、宏村、唐模、南屏、呈坎、昌溪等等。

    古徽州盛行敦本敬祖之风,各村均建祠堂,且有宗祠、支祠、家祠之分。据《寄园寄所寄》载:“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黟县南屏全村共有30多座祠堂,宗祠规模宏伟、家祠小巧玲珑,形成一个风格古雅的祠堂群。村前横店街,200米长就有八座祠堂。“序秩堂”、“程氏宗祠”为两大宗祠,另有三座支祠和三座家祠,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封建宗法势力的博物馆。古徽州名门望族修祠扩宇、营建支祠,规模胜似琼楼玉宇,以显示家族的昌盛。这些大祠堂,用料硕大厚实,有的竟采用整块长达6.7米、高1米多,宽80公分的大木料作月梁;用整根圆周2.3米、高7.8米的大木料作厅柱;开凿出整块10米多长、5米多宽的大石板作台阶。祠堂的“享堂”、“寝堂”采用一色的名贵木材,如银杏等,称“白果厅”;也有重梁叠架,称“百梁厅”。祠堂大门多作“五凤楼”,高墙翘角。整座祠堂庄严肃穆,体现出族法族规的神圣威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呈坎罗东舒祠融“古、雅、美、大”于一体,共四进四院,后寝宝纶阁高达13.6米,面阔11开间。著名的祠堂还有龙川胡氏宗祠、黟县敬爱堂、棠樾清懿堂(罕见的女祠)等。

    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灿若繁星。为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表彰宦绩政声、孝子义士、节妇烈女等,徽州人多采用“立牌坊”的办法以传显荣光,流芳百世。古牌坊结构严谨、布局合理、规模宏大,每一块梁枋,每一件镶嵌都合乎力度,在建造上讲究选址、造型、雕刻、用料等。牌坊型制不一,有楼脊式,“冲天柱”式;有方形四柱、八柱,也有“一字型”单门和三门的;有遍饰雕刻、工致华丽,也有平琢浑磨、不事雕饰的,其排列有纵列七道、四道,也有三座横列一排。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七座牌坊拔地而起,呈半弧形展开,似在诉说着一个个忠、孝、节、义的故事。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许国石坊(俗称八脚牌楼),四面八柱,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式牌坊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牌坊组合而成,气势极为恢宏,显示着许阁老的丰功伟绩。立于黟县西递村口的胡文光刺史坊,高12.3米、宽9.95米,四柱三间五楼,全用质地坚细的“黟县青”石料,雕刻精美,流檐翘角,宏伟壮观。

 

新安医学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与外界的广泛交往,徽州医学兴盛,名医辈出,医籍浩瀚。尤其是儒医的出现,根据徽州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性,提出了系统的医学理论,特别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用药平正中和,形成独树一帜的医学流派,因徽州古为新安郡,世称“新安医学”。

据统计,自宋之张扩、张杲以来,有史料可查的新安医家就有766人(在京都任太医的有29人),其中355人著有医学论著659种(其中东传的医籍有14部,在朝鲜、日本刊行)。他们功深临证,勤耕医著,对中医经典和本草、方剂的研究,临床各科的发挥无不备述,影响深远,流传广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新安医家有:宋张扩、张杲(约1149-1227),他们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编成《医说》十卷;明汪机(1463一1539),为“固本培元”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石山医案》、《痘治理辨》、《外科理例》等书;另有明徐春圃、陈嘉谟、孙一奎、方有执、余午亭、吴昆等,清程衍道、程云来、程应旄、郑重光、汪昂、郑梅涧、程仲龄、吴谦、程文囿等。代表医著有《古今医统大全》、《本草蒙荃》、《赤水玄珠》、《名医类案》、《伤寒论条辨》、《医方考》、《丹溪心法》、《素问吴注》、《本草备要》、《重楼玉钥》、《医学心悟》、《医宗金鉴》、《不居集》等等。医家之众多,医者之浩丰,建树之良多,世所罕见。

新安医家以儒医群体和世医家族链为特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师承关系。自宋以来,数百年的世系比比皆是,宗族社会的色彩在新安医学中有着鲜明的映证,世代相传,代不乏人。从宋代张扩始,经张挥、张彦仁医术代代流传;到第四代张杲以儒医鸣世,其精心研究医学50年,著成《医说》十卷,享誉医坛,堪称“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又如歙县蜀口曹氏外科,其先人曹启梧传于曹承隆.承隆传子,子又传孙;历经五代而不衰。吴山铺程氏伤科(又称黄源村伤科),始于清康熙年间程时彬、程时亨、程时中三兄弟。程时彬传子程士华,继传孙鹤生,曾孙永裕,相传十代,代不乏人。歙县黄氏妇科世家,始于宋代黄孝通,宋孝宗时〔1163―1189)为御赐“医博”,擅妇科,为黄氏妇科之始祖,其后代多以医为业,至今800余年,相继25代;代有传人,人称“医博世家"。闻名全国的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同样是家族世袭专业,有“一源双流”之称。清康熙时,郑于丰、郑于蕃兄弟同业喉科。于丰住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蕃住宅西园,世人称之为“西园喉科”,从此闻名于世,相传至今13代。著名的医学世家还有歙县的余午亭、王养涵、吴正伦等内科世家,许豫和、程公礼儿科世家,王履中“新安王氏医学世家”,休宁江家伦祖传2代妇科名医世家等等。新安医学的这种以家族为纽带的“人才链”特点,使得医业多有世袭,代传不衰。据不完全统计,自北宋以来,三代以上至三十多代的家传名医有63家300余人。众多的家族世医相传,对于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徽州山灵水秀,中药资源丰富,徽菊、祁蛇、红枣皮、杜仲等名贵药材量多质好,是全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这为新安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物基础。例如,“灵芝草”、“雪蛤蟆”,这些传说中起死回生的良药,曾经由明清两代名噪一时的徽商输往大江南北各地,对于一些许多名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入药后,颇有奇效。“灵芝草”千年才能长成一株一米多高的枝干,且多生长在阴湿、避光的悬崖陡壁上,极为名贵。五十年代,黄山一个老药农,曾经看到悬崖上一株植物,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于是不避艰险,采到一棵长一米五左右的木芝。由于从未见过,所以他非常珍惜。正巧,一位老华侨路过此地,愿以天文之价购买,老药农惊喜之余,不禁探问,才知为千年木芝。后来药农将它捐给国家,现陈列于安徽省博物馆。由于新安医学以名贵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因此也带来了中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据史料记载,设于屯溪老街的“翼农”、“同德仁”两大药房,曾主宰整个鄂、浙、皖三省的中药市场。

古新安是程朱理学的桑梓之邦,文化底蕴丰厚,医家信奉儒学。习医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他们从儒学中学习做人的准则。因此,新安医家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祟尚人文理性追求。他们特别重视从博大精深的中医医学宝库中吸取营养;很多医家利用自身由儒入医的优势.注重对古代医籍和医学文献的解读和诠释,对于前人的医学经验努力加以总结。清代婺源医家王桂元,12岁即通诵四书六经,尤精易理,凡河、洛、理、数及《参同契》之类,无不洞悉精蕴。名医俞塞则体会学医不通易理则医术不精;吴澄强

徽州文化五要素

调医易相通,著成《医易会参》。明代休宁大医家孙一奎,倡导用《易经》太极理论解释“命门”(有人认为命门说与西医的内分泌系统相关),强调人体之“元气”,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明代歙县名医方有执,更是在妻妾、子女先后夭折,自己亦险遭病厄的逆境中,发奋攻医,历时20年,将《伤寒论》逐条改订,重新编纂成篇,加之注解,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八卷,开《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之先河。其他如吴正伦、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绮、张柏、吴澄、程国彭、程衍道、程嘉谟、汪昂等众多医家,都精通易理,以太极阴阳之说察寒热虚实,究元阳温补之法,为“固本培元派”、“时方轻灵派”、“医学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

新安医学“固体培元派”的发明与创造,使得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局面,它几乎与现代医学免疫学、内分泌学、网状内皮系统、体液学、基因学及营养学说形成了接轨的趋势。现代医学以化疗等方法在向癌肿开战时,也为它产生的毒副作用和同时杀伤了人类生存所需的干细胞而大伤脑筋,中医的“固本培元”在消除毒副作用并扶植干细胞方面悄然崭露头角。我省中医学院资深教授称:“‘固体培元’作为新安医学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特色,是颇具代表性的重要课题。”“固体培元”的临床观察在转基因方面出现的苗头,使海内外有识之士感到震撼。与此同时,古代新安医学的著述之中,尚有为数很多的传方,它们在提高肌体免疫力,升高人体白细胞,在净化血清蛋白等等方面,均有令人意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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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汤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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